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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始终没有中断、连续5000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汉字，作为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在华夏历史文明的起源发展、存续光大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中原，不仅是汉字的起源地，也是汉字的主要发展区域，可以说是中华文化根之所系、脉之所维。
汉文字是中华民族的基本标识和重要纽带
如果说斧锤的发明十倍地增加了人类的力量，弓箭的发明百倍地延长了人类的手臂，那么文字的发明则无限地扩展了人类的智慧。文字打破了语言转瞬即逝的时空局限，使人类在生产生活中获得的各种知识技能、各种经验教训可以在不同地域、不同时代进行交流和传播，人类的智慧得以快速积累，人类社会因此得以突飞猛进地发展。一般认为，文字的出现是社会进入文明的主要标志之一。美国学者摩尔根在他的《古代社会》一书中提出，文明社会“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这个观点得到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肯定：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文字的出现是社会进入文明的主要标志之一，是史前史和文明史的界标。同样，汉字的出现也标志着中国古代文明的开始。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而语言是思想的外壳，一部文字史，就是一部文明史。同样可以说，一部汉文字史，就是一部中华文明史。
汉字是汉族祖先在劳动和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用以记录汉语、交流思想的工具，汉字的造字方法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有严谨的规律、完整的体系。中国疆域辽阔，尽管汉语方言歧异纷呈，而使用汉字书面语言，东西南北各地的人都能看得懂；虽然古今语音和字体有很大的变化，但从殷商甲骨文传承下来的古代典籍，至今依然能读得懂。汉字是表意文字，甲骨文中主要是象形字和会意字，形声字所占的比例仅为20％，到了许慎的《说文解字》，形声字已占80％，今天汉字中的形声字所占比例更高达90％以上。可以看出汉字的发展存在一个形声化的过程。汉字有三个特点：一是表现力强。汉字以字形表意为主，兼能表音，形音结合，呈现出强大的表现力。中国第一位女外交官袁晓园在联合国总部秘书处工作时发现,每次翻译文件,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文件，都是厚厚一册，只有中文文件是最薄的。二是信息量大。汉字历史已有三四千年，传承发展演变从未间断，其中所蕴含古代社会各个方面的信息十分丰富，成为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三是书写优美。结构规整，方方正正，一字一音，抑扬顿挫，兼具形体美和音韵美，数千年来形成了源远流长的汉字书法艺术。
汉字既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又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传承工具。同时它还是中华民族的基本标识之一和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重要纽带。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安阳殷墟遗址时指出：“中国的汉文字非常了不起，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在中国几千年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汉字对团结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全民族的经济文化、巩固国家的统一、对外传播中华文化等，都起到了极其重大的作用。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赞扬汉字说：“中国文字在中国的文化发展被地理上的重重障碍所分割的情况下，成为中国文化统一的一个多么有力的因素。”
汉字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卓越贡献。它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文字，约15亿人。以它为主体、为核心构成了“汉字文化圈”。汉字文化圈是指从日本、朝鲜半岛、冲绳、中国、印度支那、南洋群岛直到中国台湾省等地区，曾经使用过并还在使用汉字的广袤地带，包括几十个独立国家和冲绳、中国台湾省等地区，语言情况复杂，除了中国内地、台湾地区、新加坡以及南洋的华人，把汉语作为母语或官方用语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语言。这些有自己语言的国家和地区，有的在历史上曾借用过汉字如朝鲜和越南；有的至今还在使用汉字，如日本、冲绳、韩国、新加坡等。正是由于有了汉字，中华文明几千年来持续不断地传播到全世界，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和发展，为人类的文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甲骨文是世界上唯一“活着的”古文字体系
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是我国100多年来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与居延汉简、敦煌遗书、明清档案被誉为20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印证了《尚书·周书·多士》：“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的记载，甲骨文是世界上现存唯一的、与今天的文字一脉相承发展而来，活着的、成熟的古文字体系。
世界最古老的文字有四种：一是5500年前两河流域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二是5000多年前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人创造的圣书字；三是4000多年前印度河流域古印度人创造的哈拉本印章文字；四是我国3300年前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字。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圣书字和古印度的哈拉本印章文字都已在历史的风尘中湮灭，与现在该地区使用的文字没有任何关系。只有汉字的早期形式甲骨文字逐渐发展演变成为现代汉字，是古文字中仅存的一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殷墟甲骨文距离现在3000多年，3000多年来，汉字结构没有变，这种传承是真正的中华基因。
甲骨文是古代刻在用以占卜的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发现于1899年，发现地主要在今河南安阳的小屯村，即盘庚迁殷后的商代晚期都城殷墟，其时代主要集中在商代晚期，即公元前1300年至前1046年，距今3300多年，至今已发现约15万片，经科学发掘的有3.5万余片，单字数量已超过4000字，内容涉及战争、方域、贡纳、官吏、农业、渔猎、天文历法、祭祀、生育等方方面面，是重建殷商信史的直接史料，甲骨文的发现，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
孔子在《论语·八佾》中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2500年前的孔子对“殷礼”发出了文献不足征的感叹，因为他没有见到甲骨文。早期甲骨文研究大家罗振玉，就给自己起了一个堂号叫“殷礼在斯堂”，就是说孔子感叹文献不足征的殷礼，因为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而得以征信。
河南南阳唐河县人董作宾（1895—1963），是著名的甲骨学家。他对甲骨学的贡献在于他曾于1928—1934年间8次主持或参与了安阳殷墟的甲骨的发掘，他用现代考古学的方法和出土的甲骨文及文献记载进行综合研究，第一个发现了殷墟甲骨卜辞中记“贞人”之名的现象。所著《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提出了甲骨文断代的10项标准，建立了甲骨文断代学说，对甲骨文的断代研究有开创性的贡献，从而使甲骨文的研究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与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并称为“甲骨四堂”，而在四堂之中，董作宾的贡献尤为突出，被誉为甲骨学大师。
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古史辨派掀起疑古狂潮，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三皇五帝、夏、商、西周根本不存在，只是一种传说或神话，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被打了个对折。正是由于甲骨文的发现和深入研究，证明《史记》关于商代世系的记载基本正确，轰然撞开了被重重历史疑云紧锁的殷商王朝神秘大门，为中国史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甲骨文发现100余年来，已形成了一门国际性的显学——甲骨学。殷墟甲骨文堪与古埃及纸草书、巴比伦泥版文字等相媲美，是世界古代文明宝库中的瑰宝。
中原是汉文字的起源形成地
中国汉字的起源时间以前被低估，从考古发现、文献记载和神话传说诸方面考察，汉字的出现完全可以追溯到距今至少6000年左右的伏羲时代。商代的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可以完整记录语言的文字，已经相当成熟，脱离了原始文字阶段而形成了完整的文字体系，后世总结出来的“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这六种汉字构成方法，在甲骨文中全部出现。郭沫若就曾断言：“在甲骨文之前，汉字已经历了两三千年的发展过程。”古文字学家唐兰曾根据大汶口文化发现的陶器符号，认为中华文明有6000年的历史。
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认为伏羲作八卦与汉字起源有关。八卦以象类物，卦象可以代表万事万物，具有载负信息、传递信息的文字功能，中国历史上曾存在一个卦画记事的时代，后来由卦画而发明了文字。原始数字卦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有不少发现，往往由六个一组的数字组成，张政烺首先揭开了这一谜团，认为是数字卦，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已成铁案，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曾存在一个卦画记事时代的确证。孔安国在《尚书序》中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致，由是文籍生焉。”《周易·系辞上》记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此处的圣人指伏羲氏，伏羲氏据河图洛书而画成八卦，而伏羲作八卦与汉字起源相关联。根据学者的研究，河南孟津老城河边为“河出图处”，河南洛宁长水为“洛出书处”，而把河图洛书作为一项古代著名的文化成果和内涵丰富的文化观念，认定它产生于河洛地区。中原是伏羲氏建功立业和终葬之所，河南淮阳被视为羲皇故都所在地，这里有太昊伏羲陵、画卦台、白龟池、女娲城等。河南其他有关伏羲的遗存还有荥阳汜水紫金山伏羲庙、上蔡伏羲庙与蓍台、商水伏羲祠、巩义伏羲画卦处、孟津负图寺等等。
许慎《说文解字·叙》所载：“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黄帝的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在中国影响深远，仓颉号史皇氏，是黄帝的史官，他根据日月形状、鸟兽足迹创造了汉字。李斯《仓颉篇》：“仓颉作书，以教后诣。”《淮南子·本经训》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今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梁村乡吴村是仓颉的故里，这个村子以前就叫史皇村，现在村里人还大多姓史，应是史皇氏仓颉的后裔。这里现存仓颉陵一座，据庙内现存碑刻记载，“历汉唐以来，未尝稍替”。座殿内有北宋宰相寇准题的“盘古斯文地，开天圣人家”的楹联。
商代甲骨文以前，可以记录语言的成体系的符号系统还没有发现。但随着中国现代考古学迅速发展，发现了大批新石器时代及有史社会早期陶器上面的刻划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契刻在甲骨、玉石器等上面的符号，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说：“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中国有100多个古代遗址里出土有陶器符号，其中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在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出土的遗物中，发现了16例刻划而成的符号，这些契刻符号和商代甲骨文极为相似，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字资料来看，中国至少在夏代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中原先民在广泛吸收、运用周边陶器符号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系统。如考古工作者曾经在登封王城岗遗址龙山文化晚期遗存中发现一个陶文“共”字，在其他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遗址中，均发现有不少陶器刻划符号，这些符号都属于早期文字系统。在郑州二里岗、南关外等遗址发现了30多种商代前期的陶器符号，其刻划形态和风格与偃师二里头遗址所见陶器符号的刻划形态和符号相近，且绝大部分都刻在大口尊的内口沿上，具有明显的递承关系。郑州商城遗址二里岗遗址发现了两片刻字甲骨，其中一片有11字之多：“乙丑贞：从受……七月又モ土羊”。小双桥遗址发现了10多例商代早期朱书陶文和50多例刻划陶文，上述这些发现，都早于殷墟甲骨文。这些新石器时代的刻划符号以及二里头文化和商代遗址中出土的陶符和文字，应是甲骨文的源头所在，而河南也应是汉字起源的地方。
中原是汉文字的发展完善地
河南地下出土的和传世的文字资料数量丰富、门类齐全。它上至8000年前贾湖遗址的甲骨、陶石契刻符号下及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金文、陶文、玉石文、盟书、简册、古玺文、古币文还有传世汉魏石经文字、汲冢竹书以及大量的历代碑石文字资料珍品。铸在青铜器上的古文字被称为金文。金文是上承甲骨文、下启小篆的一种字形结构比较成熟的文字。河南出土带有铭文的青铜器就达1600多件，这在全国是少见的。郭沫若等众多学者认为，中国的书法艺术始于甲骨文，郭沫若在《殷契粹编·自序》当中说：“足知存世契文，实为一代法书，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河南所发现的甲骨文及其以下各个时代的碑石文字资料都是珍贵的书法范本。
汉字的统一发生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向秦始皇提出“书同文”的建议并具体组织实施的，是河南上蔡人李斯。《说文解字·序》写道：“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书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可见李斯是这次大规模统一、整理、规范汉字的主要策动者和实施者。李斯将大篆字体删繁就简，整理出一套笔画简单、形体整齐的文字，叫做李斯小篆，成为我国汉字由古体变为今体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李斯被誉为“小篆鼻祖”。现存小篆体的著名碑刻《峄山石刻》《泰山石刻》《琅琊石刻》《会稽石刻》即为李斯所书，历代书家都有极高的评价。上蔡县今有李斯故里和李斯墓。
因为秦朝十分短暂，所以对于文字的统一是十分有限的，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这部文字学巨著使汉字得到比较完善彻底的规范，许慎是今河南漯河郾城人，他编纂的《说文解字》，是中国最早的系统分析探究汉字字形字源的语文辞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字典之一，分540个部首统辖9353个汉字，一一予以说解，是中国文字学奠基之作。东汉的《熹平石经》、曹魏的《正始石经》等均立于洛阳太学前，是政府刊刻的儒家经典，对汉字的规范化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汉末又出现了楷书。楷书也是在汉隶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一种字体，楷书笔画平直匀称，字体明晰方正，是为名正言顺的“楷模之书”。由于楷书容易书写，便于辨认，字体规范，形成为真正的“方块汉字”，故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因而取代了各种字体而成为一种通行的汉字，自汉以来，一直通用至今，不仅在书写上，而且在书籍印刷上也均普遍使用这种字体。最早的楷书书法家是三国时魏国的钟繇，其《宣示表》是现能见到的历史上最早的楷书。而钟繇则是今河南长葛人。
被誉为“文明之母”的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北宋以前的雕版印刷术由于是整版雕刻印刷，所以十分繁难。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宫廷铁匠毕昇在世界上首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活字印刷术是单字雕刻，拼合印刷，单字可重复使用，大大提高了印刷效率。有了活字印刷术，印刷的书籍成倍的增长，图书的普及带动了文化的传播，也推动了教育的发展，中国历史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时代。今天我们仍在普遍使用的宋体字，基本定型于北宋，一千余年来，宋体字一直行用不衰。北宋都城东京开封正是活字印刷术和宋体字的诞生地和最初盛行之地。
计算机的发明对汉字是一个近乎生死存亡的挑战，电脑的民用化及高速普及使挑战更为严峻。然而汉字经受住了考验，第一个战胜挑战、跨过现代科技关的是河南人王永民，他在家乡南阳完成了五笔字型输录法的发明。被国内外专家评价为“其意义不亚于活字印刷术”，以多学科最新成果之运用、集成和创造，首创高效汉字输入法和字词兼容技术，王永民因此被誉为“中国电脑时代的毕昇”。今天的科学发展说明，汉字有比世界其他文字更先进、更适合电脑化原理的内在规律，汉字所独有的、任何文字符号系统所无法比拟的图形特征，智能化倾向及视听识别的优越性将表现出强大而旺盛的生命力。这一优越性正在引起日、韩等国学者对近代以来“弃汉字化”的深刻反思。
汉字从诞生到发展，每一个阶段每一次变革，都与中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一部汉字文化史，就是一部中原汉字史，中原是中华民族文脉传承赓续之地。
（作者系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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